去年的事情，经过一场以疾病的名义出现的长假，就这样消散在记忆和夏天最初的昏热之中了。

去年就是2002年。出于对历史的负责，或者说，出于一种想要加入历史的狂妄幻想，我必须在这里，或那里，留下清晰的足迹。既然我不像我们的朋友康赫那样坚持记日记，那么文章是不朽的，就在这里做点手脚，把我们的名字和一切时间地点都铭刻下来吧。呵呵，这是多么热的幻觉，好象我们都是伟大的作家和先驱，内心慈悲，每一天，都在为后世的传记作者着想。如果去年仅仅是去年，那么所有记忆，都不永恒，它们不过是漂浮在大脑里的碎片，确定它们远近的，是每一个“此刻”的坐标。而对于历史而言，一个年份，将是真正庄严的。

去年，2002年，12月，17日。万圣书园醒客咖啡。“大声小说——康赫《斯巴达》朗诵会”。时间，地点，事情。至于人物，请等一下，每一个对小说有所了解，或至少有所期待的人，都请等一下……如果我继续这样罗嗦，没有问题，一半以上的读者会翻到下一页去。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1997年，住在北京清河的浙江萧山人康赫写完了长篇小说《斯巴达》，这是一部真正的小说——我的意思是，它经得起文体学专家的研究，它为小说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带来了骄傲——当然康赫和我们听说过的那种真正的作家一样，忠于自己，不为人知。一直到2003年出版这部小说，他没有在中国大陆任何公开发行的印刷品上发表过作品；他的短篇作品，发表在《今天》和《书》上，前者是北岛在纽约主编的，后者是我在北京自己印的。这当然谈不上什么荣耀，只能说明，康赫要么写得太差，要么经常涉及反动黄色内容，要么就疏于交际，除了《今天》的小说主编南方和我，不认识其他编杂志的人——众所周知，不认识编辑而能发表作品的情况，几乎从未出现。

据我所知，康赫是学哲学的，后来还自学德语和法语，并且在外企做老师，教人家说中国话，现在，则在一家网络公司做内容。其间可能还卖过机电之类的东西，他说过，但我忘了。在我的印象中，康赫胸怀大志，同时对此不以为然，因此并无风度可言。他相貌平常，嗜酒善醉，对人间事物态度冷漠但随时爆发出纯洁的热情，经常得罪人。对于尼采、戈达尔和巴尔扎克，一般的专家恐怕无法和他对话——事实上，如果你不懂装懂并不幸遇上了半醉的康赫，那么必将体无完肤，而这在文艺中青年的社交聚会中，已经多次发生。

《斯巴达》差一点要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沉河，也就是去年做了少年王小波胡坚的那个责任编辑，一直在和康赫讨论各种细节，甚至封面设计，直到康赫有了新的出版者他还在出谋划策。当然中国的新闻出版，一向是荒谬而毫无规则可循的，长江文艺终于撤退——这导致了我们做一场朗诵会的决定——安徽的诗人兼书商，等候了一年的叶匡政，于是赶忙和康赫签下了出版合同。而此时，康赫已经花掉了两家出版社预付的订金——在此之前，书稿曾经从作家出版社转到花城出版社，而多次行事前卫的后者，却认为此书过于前卫，因而作罢；接下来，一家出版公司为它找过20多家出版社，直到叶匡政和长江文艺的出现……

后来的事情，就是《斯巴达》和刘索拉的《女贞汤》一起上市，并且在地铁站里的书摊上短暂地出现过几天，然后迅速被撤下去，和所有不为人知的、晦涩的、不合时宜的二流作品一起经过了文化界的大脑，然后被及时地清理内存、永久删除。

而历史上所有因为晦涩或过于严肃而不为人知的一流作品，惟一的出路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得到赞美，通过5到10个后来同样名垂青史的作家、批评家和其他领域人士的推荐介绍，加入一个在5到15年以后必定要引起研究、再版、效仿的资源仓库，然后，静候佳音。在中国，我们还尤其需要汉学家。这就是事实、策略、历史。而《斯巴达》和康赫其他作品一样，也仅仅在5到10个以后未必名垂青史的同行那里得到赞美，也有人在他做斑竹的“文学自由坛”发贴子，说康赫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但这个人自己还没有发表过作品。更悲惨的是，尽管康赫完成了这部40多万字的小说，甚至旁征博引，纵横臧否，写下了可以做文学研究生教材的大量笔记，但因为它的长度和密度，甚至连身边的朋友也没有几个人真的读完过，惶论互相吹捧。这也是事实、策略、历史。

这部小说的副标题叫做“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它写了一个城市在梅雨季节的一天，也就是6月23日号中午12点左右到次日清晨5、6点。这个叫做梅城的中国城市，对应着古代的斯巴达，而主要的几位人物，则对应了帕里斯、墨涅拉俄斯、海伦和阿基利斯，当然，同时也对应着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描绘过的三种人：哲学家、自由人和享乐者。用作者的话说，它写了“混乱的生命”和“混乱的死亡”。故事非常简单，无非是一个北方来的风流浪子如何勾引一位本地糊涂虫美貌的妻子，但我想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读者真的这样认为，因为庞大的技巧织体、风格陷阱、文体阴谋、哲学深渊已经让他们望而生畏。康赫充满野心和能量，他编织了一个快速变化着、宇宙一样自足、外表荒芜粗糙的世界，它被知识充满，但又压缩了人性、命运这些古典主题。在经过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掠夺之后，什么样的读者，能够和他分享其中丰盛、严密、壮观的人间景象？

最后，作为朗诵会的当事人，我要说的是，康赫很可能在这40万字的每一句话后面都埋藏了一个对经典的戏仿或向大师的致敬——对，顺便，仅仅是顺便——如果不���他在指导我们如何朗诵的时候一一指出，我一辈子也不会想出那所有来自中国和世界文学史、思想史的浩瀚注解。

是的，这有点像《尤利西斯》，那本谁都希望自己读过但谁都没有读过的书。康赫给了朗诵剧组成员一份提纲，他这样说：

“在《尤利西斯》之后，怎么还会出现《斯巴达》？

第一，我一直希望用一种恰当的向大师致敬的方式尽早结束自己的骆驼时期，它是如此漫长。

第二，就我写这部小说的速度，尤其就这部小说所采用的构造法而言，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对《尤利西斯》的一个戏仿，尽管它的实际情形要微妙一些。

第三，乔伊斯用《尤利西斯》创导了一种类型小说而不是个人小说，这跟这部作品构成法有关，跟它的难读与否则没有关系。这一点T.S.艾略特看得很清楚（他是否也在为自己的《荒原》开脱？）。或许如他所说，叶芝第一个采用了古今对位的构造法，但乔伊斯无疑将它做得更明确，更完整，更富于现代性，也更切中大众生活的现实性。

第四，斯巴达这座城市的人物结构和十年特洛伊战争，比奥德修斯回家就对位关系而言更加确切，就内容而言更加通俗、丰满：生命不仅是迷茫和返乡，它理应还有爱情战争和古怪的忙碌。

第五，《尤利西斯》的对位构造极其繁复，但就结构而言，与它的母本一样仍是一本流水账。《斯巴达》在对位构造上仿效了《尤利西斯》，但它拥有后者所缺乏的庄重严整的结构,它将让人们回忆起古斯巴达国的非凡气度。

第六，……

后来康赫给我看了他的日记，有关“大声小说朗诵会”的那部分，大约1万5千字，从11月20日，到12月21日，从“18号选了十来个段落发给颜峻高晓涛。第二天与马骅成婴一起吃饭，成婴愿意成为‘制片’。”开始，到“我的公积金贷款怎么办？……要等到春节以后才能下来。”结束。里面记载了他和一大帮人这段时间的交往。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包括我（演员，角色是那个戴绿帽子的糊涂丈夫）、在新华社工作的诗人高晓涛（演员，他朗诵我的朋友，一个四处流浪的人，同时还负责灯光舞美设计）、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诗人成婴（自己掏钱的制作人，同时客串我的岳母）、康赫的诗人同事马骅（他用巴尔扎克的腔调朗诵叙述部分）、康赫的诗人领导兼北大教师胡续冬（他朗诵北方来的勾引者）、时尚杂志的编辑王晓枫（她朗诵我的妻子、胡续冬的情人）、实验音乐家王凡（他为朗诵会做了简约而传神的配乐）、在电视台做编导的里文皓（他曾经和高晓涛一起排演话剧，这次负责灯光舞美）、广告公司的老板兼一本筹办中的杂志的主编秦晓宇（他设计和印刷了我们的海报）、康赫自己的女友（她在日记中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康赫的生活空间）、万圣书园主人刘苏里及其夫人（增加了一些小插曲）、我们的热心观众格非残雪廖伟棠杨小滨孙文波冷霜马雁等等（这些都是写诗或写小说的，康赫或我们共同的朋友）、没有到场的写诗的朋友北岛萧开愚蒋浩等等（对，这个名单可以继续长下去，直到我们进入文学史，狂笑着进入文学史，哈哈）。

我已经依靠他的日记，重现越来越多的记忆碎片，并将这些瞬间的印象整理成我心目中的历史——但这已经不再客观，或者说，其实��不存在什么客观，每个人在回忆的时候，都会制造出自己的历史。朗诵会开始之前，我们频繁地通过邮件组讨论，写了大约3万字的信件，一次又一次在东四环外或者北四环外的饭馆排练；朗诵会结束之后，我们在一家名叫“悟空”的酒吧举杯狂欢，相互赞美直到康赫一遍遍把陈冠中说成是吴冠？？、廖伟棠开始唱日本歌而我开始唱死亡金属，直到人烟散尽。对，康赫特别请我写到他的醉态，我会去研究一下这请求的潜意识动机——在他的日记里，稍稍提及了第二天的沮丧，一种狂欢过后的虚无状态，以及对自己行为不周的回忆。而我所能回忆的，是这场朗诵会终于像一切真正有趣的事情那样，尚未变成事业、被赋予过多价值就迅速达到高潮然后悄然结束。这不是文学史，只是我们的快乐。

对，这日记完全符合一切真正的小说家所为。客观、详细、不吝惜笔墨也不费神抒情，出于思考的习惯，记录的同时也在整理思路。像另一部小说，这日记埋藏着线索，交织着场面和情节，人物从茫茫的时间中跳出来，相聚在封闭的空间里然后离开叙述、消失。未来的传记作者，请你感谢上帝，或任何你信仰的神，感谢他让康赫写了这样的日记，既记录了私人的生活，也折射了时代的经过，顺便也为研究作家群落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那么什么是我所说的真正的小说家呢？对，这是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

我想说，进入文学史，在现在的叙述中反复出现是有特殊用意的，这是对20年来中国作家的野心和幻想的一种讽刺；真正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也是一样。这是修辞。但又何尝不是我们和我们的前辈心头一块阴影？它牵扯到我们的孤独，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才能，我们的自恋……摆脱它，还是搞定它，这是个问题。哈哈。

在用提到名字的方式，替康赫感谢了所有演职人员之后，我终于要说到朗诵会本身了。罗嗦至此，已经形成风格，亲爱的编辑，你不能将我删除。

我要说的是，这是一场朗诵会，不是话剧，也不是小说的朗读。在各种意见之间，我坚持了这样的态度，并说服了康赫——当然，也许是因为我经常朗诵和策划活动才使他盲目信任——让朗诵会如此地进行了。我们用到了专业的灯光，来区分一天中不同时间的变化；我们朗诵了《斯巴达》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片段，目的是体现出原作的大致风貌；我们有专业的音响设备和著名的地下音乐家来配乐，这是因为对听觉的尊重；我们的形体基本不传达意义，除了坐和站的区别，以及最复杂的“便携空间”一场中位置的区别，因为只希望对小说内容做最小限度的附加说明，让站立的姿态配合戏剧性效果，让相关的两个朗诵者坐在一起来配合他们在小说里的关系；我们严格地按照康赫，也就是朗诵会的“语义指导”的说明，让每一个词都尽量符合原作的意思，比如，仿尼采的高腔、内心独白和潜意识碎片和听到的话语的转换、双关语、对莎士比亚或兰波的顺手借用、时间和空间重合错乱的效果，这些在阅读的时候，未必都会被读者发现，而我们的朗诵，就要将它略微挑明。

但是决不超过这些。后来我们听到了最坏的评价——“这和电台里的配乐小说连载有什么区别？”当然，区别仅仅在于电台里的小说不需要语气对复杂意义的区分，而我们的朗诵会不需要对情节的纠缠。如果说海明威——用他自己的话说——写出的文字是冰山的1/8，那么乔伊���和康赫写出的文字就是冰山的1/80，我们的朗诵，并不试图重新阐释、表现它，就像话剧或任何独立的艺术所做的那样，我们只是尽量把1/80变成1/40而已。戏剧有它自己的尊严，我想，一个合格的小说家、诗人或者演员，应该懂得不去冒犯它。尽管一开始朗诵，就已经不再是阅读时的那个小说，但？？的观点是，如果给朗诵会增加过多的肢体语言、服装道具之类，那还不如干脆改编一出话剧。也许只有音乐，是惟一增加了的部分，但没有问题，王凡完全理解了小说的空间、色彩、密度、节奏，以及合理的戏剧性场面。

现场的一切，都是因为这部小说的需要。除了康赫，我想不会有其他人能够吸引这样一群忙碌而且内心怀着高傲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出色，而是因为一种挑战。我做过自己和实验电子乐、多媒体视频合作的诗歌朗诵会；高晓涛和里文皓做过实验话剧；王凡为实验话剧、实验电影和商业记录片做过配乐；在生活中，我们所有人的身份都在两重以上——去做一场综合了各种媒介、糅合各种素材的演出，并不会使谁感到意外。但真正的挑战在于，一部小说，或者说一些文字，究竟能够涵载多少信息，而朗诵又能传达出其中的多少？作为业余的舞台表演者和专业的文字工作者，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和感情，可以在一个被观众包围着的现场得到怎样的表现？康赫的小说，在语言上搭建了多层次的意义，像热带雨林或者艾舍尔的城堡一样复杂而多变，这就是值得它被朗诵的理由。以我自己为例，在“郭嘏下山”那一段，我一个人朗诵了郭嘏和老头的对话、老头以说书人的腔调对观众的说话、郭嘏内心尼采式的豪迈声音和自我的优柔独白、客观的叙述、郭嘏和妻子各自被提炼出的无意识的哼唱……这无比有趣，但却并不需要让观众全都明白——最初我们考虑过，让康赫站在一块黑板前，不断往上写“尼采”、“西厢记”之类的提示，但还是坚决砍掉了。

既然做朗诵会的原因，只是因为康赫的小说被出版社枪毙，他需要一个小小的、替代性的传播，那么我们也不需要找出更多和文学史有关的意义，甚至也不需要做更多关于“小说朗诵本体”的讨论。所有的挑战，所有的有趣，只来自渺小的原因。所以最后，朗诵会只是一次愉快的、专注的游戏。

那一天，醒客咖啡又一次客满，寂静。灯光下胡续冬随便地坐着，用普通话和方言交替朗诵，朗诵会开始……黑暗中胡续冬和王晓枫不存在一样地坐着，说着半梦的话，“让我们就此衰老”，然后音乐转到王凡的歌曲《以身相许》，灯光渐亮，香槟被打开，直到演员开始在注视下碰杯，观众才开始鼓掌，朗诵会结束。作为朋友和读者，我们完成了对小说作者的解读和致敬，作为演职人员，我们完成了一次辛苦而快乐的折腾。作为追述者，现在，我在写一些和朗诵会无关的事情……

这也许是“中国第一次小说朗诵会”，但这无关紧要，一帮人全力以赴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最重要。从策略的角度来看，除非我们持续朗诵，组成剧团、增加剧目、制造新闻，才可以出名并得到赞助，同时还可以发动各种神头鬼脑的人物举办先锋小说朗诵的可能性之类的研讨。但我很怀疑，如果那样，这一帮任性的家伙还会不会不厌其烦地讨论、修改、争吵？可不要相信什么伟大的事业，电影里演过那种为了伟大的艺术或其他事业献身的人，不，决不，我们不会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异化成“事业���，朗诵会也许还会再搞，但决不让它形成系统、改善条件、提高效率、获得理论、得到研究、载入史册。

就像每一次嘻嘻哈哈的碰杯时互相说的一样，我们都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