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楚安是“垮掉派”的经典之作《在路上》的中译者，无疑也是杰克·克鲁亚克书中所描述的愤世嫉俗的狂人中的一个——“因为疯狂而生活，因为疯狂而口若悬河”。

身为四川大学外语学院英文教授的文楚安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在生活中是一个好丈夫和两个学业有成的孩子的父亲，仅凭这些足以使他获得稳定的生活，更何况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还孜孜不倦地履行着他的天命：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由他翻译的《在路上》于1998年出版，至今畅销不衰；他编辑翻译了金斯伯格的双语版诗选《嚎叫》和评论、散文集等，将“垮派”思潮带到了求知若渴的叛逆青年和知识青年中间。

“垮掉派”文学在其发源地美国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了，据说早在60年代，该流派的一些文学作品就作为内部参考读物被翻译成了中文，鉴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Beat Generation（简称BG）在进入中国时被译做“垮掉的一代”。这是一个误译，与当时的人对这个词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有关。“Beat”这个词主要是指爵士乐中的重拍，而“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都对爵士乐有着狂热的喜爱，写作方式深受其影响。此外，“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还意味着被驱使、用完、消耗、利用、精疲力竭、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直觉和意识时的感觉。简言之，它意味着他们情愿以一种并不耸人听闻的姿态去使自己陷入困境。”（注1）被别有用心地译为“垮掉”，大概是当时的译者不满于BG的生活方式吧：沉湎于酒精，毒品，纠缠不清的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的关系……多亏有了文楚安的译作，喜欢读书的年轻人看到这个词，想到的是某种回归到自然状态的生活和飞扬的文字。不过，即使到了如今这个年代，文楚安有时候发现，他不得不为那些作者们的生活方式找寻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好在还没有人指责是“垮掉的一代”和文楚安把毒品和同性恋带到中国，据史书记载，这两种“不良嗜好”在我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垮掉派”文学为中国读者熟知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市面上第一本比较全面介绍这个美国文学流派的书是1996年海南出版社出的《垮掉的一代》，但看起来好象是一本蹩脚的翻译和思想笔记的结合，很难让人拿它作为研习“垮派”的圣���。坊间流传的“垮掉的一代”的书籍与它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是不成正比的。除了上述几本，我只见过以出盗版闻名的某出版社出的《裸体午餐》，看译者随随便便的笔名，想必也没有买下版权，翻得也就随随便便了，以及被当作宝书广泛传阅的一本台湾版《达摩流浪者》（注2)，虽然？？？繁体竖排，大家也看得不亦乐乎，诗人廖伟棠带着它走过了台湾、香港和东北，诗人高晓涛带着它骑车去了西藏，乐评人颜峻带着它参加了3个城市的摇滚音乐节，PK14乐队的杨海崧在孙霞的病床前读它，发起为甘肃贫困学生捐助书籍行动的诗人丛峰借去复印……边上的批注一个压一个，如果真像传说那样，Sub Jam要推出限量礼品版本的话，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为之感动。

虽然有人对文译的垮掉派作品不以为然，但除了一些细节上（比如人名、黑话、俚语和某些特定事物的名称）翻译的不得当和文笔过于干净外（我的朋友阎子骄就对几乎所有的fuck都被译成“干那事”而表示不满），文楚安无疑是中国翻译界“垮掉派”文学的骑士。
文楚安对“垮掉派”文学的热情始于20年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一起成长起来的。1982年，当美国某地正在开会庆祝《在路上》出版25周年的时候，文楚安第一次看到了这本小说。说来不易，他的一位在上海某大饭店工作的学生偶然间发现了客人留下的一本几乎翻烂了的原版《在路上》，学生设法把书送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那里。文楚安立刻爱上了这本小说，不过他很清楚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本革命性小说的时机还远未成熟，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带着极大的热忱一头扎进“垮掉派”文学中去，研读了大量的经典之作，多年以后，他的译作付梓印刷，立刻获得成功，由新华书店发行的杰克·克鲁亚克和艾伦·金斯伯格的大作已在中国大陆广泛流传。

《在路上》在国内出版后，立刻引起青年读者的共鸣，文楚安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和演讲时学生递上来的便条，询问其中的一些细节。这本小说会给大学生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是个未知数。要知道，我国的大学生远比美国的保守，并且远比其他人群容易变成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而那些用行动去书写自由的人呢？在一个没有暂住证就要被送去挖沙子的国家，即使已经到了2002年，我们仍很难想象会诞生中国式的克鲁亚克和《在路上》。即使文楚安本人，也只能在文字形成的世界中揣摩中国青年的“垮掉”情结，他既没有机会听到PK14乐队的现场，也不知道痛苦的信仰已经写了叫做《在路上》的献给垮掉一代的新歌，至于郝舫为黑旗乐队主唱Henry Rollins的中译自传《摇滚在路上》写的序言，也只有沉浸在硬核、摇滚及其政治、思想、态度的人才会心领神会——什么时候，文教授和他的学生也能背上背包，挤上开往喀什的长途汽车，或者在10块钱门票的演出场地席地而坐，喝两块钱的啤酒？
尽管如此，在正常人看来，文楚安仍然像是从克鲁亚克的小说《地下人》中走出来的人物。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中穿行，他的思维敏捷，说话滔滔不绝，谈起“垮掉的一代”如数家珍，一泻千里，你丝毫不会怀疑他打心眼儿里热爱“垮掉派”，至少他生活在一种关于“垮掉”的文学想象中，并竭力在把它变成现实。在现实生活里，年轻人已经开始超越文学，非常本能地开始了对自由职业、甚至自由无职业生活的追求，他们多半属于摇滚乐和地下（网络是他们惟一的发表渠道）文学阵营，在各个城市流浪，见识不同的人和事，也尽可能地从事一些地下文化活动，比如在家里办画展、出售自己制作的摇滚乐小样……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去过上更好的精神生活。

2001年初，《嚎叫－艾伦·金斯伯格诗选（1947－1997）》出版了。在这本设计精美的书的衬页上，印了一封金斯伯格给文楚安的亲笔信，就翻译问题提了一些建议。诗选收录了金斯伯格在中国写的四首诗，包括那首著名的《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记录了1984年的一天清晨，金斯伯格在河北保定的所见所闻。
文楚安不仅在国内的翻译界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在西方文学界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1998年，在结束了哈佛的访学后，他来到克鲁亚克的老家洛威尔，参加在那里举办的每年一度的纪念克鲁亚克的活动，在此，克鲁亚克成了一条纽带，将他与全世界的克鲁亚克迷和学者们联系起来。而他让他们见识到了来自“红色”中国的《在路上》。
多年来，文楚安一直坚定地推介“垮掉派”文学，在他已出版的15部译著中，还包括了荣格的《人与神话》这样的大部头。文教授曾作为研究员在哈佛大学访问一年，今年5月去了加拿大游学，到了冬季，他会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前往香港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进行“垮掉的一代”与东方宗教的专题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很多知识面的工作，文楚安暗示他的研究可能会加速《达摩流浪者》在大陆出版。中国的西南部深受传统佛教的影响，作为一个地道的四川人，他可以凭着直觉领会和感悟克鲁亚克笔下的佛教。这是一本神奇的书，东方博大精深的佛教与西方的无政府主义相结合，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不少年轻人看完以后从善如流，对周围的“有情”（注3）充满爱心，相信“给别人东西是一种福气”，或者“当力行布施，但不要带有布施的念头”，虽然《金刚经》里早有这样的思想，但能被年轻人记在脑子里的还是凯鲁亚克式的句子吧。
文楚安在中国传播“垮掉的一代”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未来的计划显得雄心勃勃，并且已经开始付诸实施：今年8月他将出版一本35万字的专著《“垮掉的一代”及其他》收入了历年来他写的有关“垮掉的一代”的文章以及关于美国文学和翻译方面的理论性文章，涉及马克·吐温、海明威、马尔卡姆·考利、约翰·契弗、罗伯特·潘·沃伦、约翰·厄普代克、纳博可夫、诺曼·梅勒及欧文·华莱士等美国现代文学中重要作家和诗人；9月他编著的《金斯伯格论坛》将面世。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金斯伯格的评论集，不但包括了金斯伯格逝世后国外一些著名的评论文章，也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金斯伯格在1984年访问中国时同国内学者的交往，这方面的文章还是第一次发表；11月由文楚安撰写序言并组织翻译审校的《金斯伯格散文选》将出版，该书囊括了金斯伯格除访谈录外的几乎全部散文——相信会有助于国内读者全面了解金斯伯格的思想。

谈到是否会翻译“垮掉派”三剑客中的另一位——威廉·巴勒斯的作品时，文楚安的话显得很有自知之明，他觉得《裸体午餐》过于晦涩和绝望，中文恐怕很难充分地表达出其中的意境。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翻译这本书的念头，否则还有谁更合适呢。看来世界上最大的读者群还得再等上几年才能看到这部作者在毒品的作用下写就的惊世骇俗之作���

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文楚安为而“垮掉派”不知疲倦地笔耕着。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会继续展开对“垮掉的一代”的研究，“这是不可动摇的”，他强调说。新一轮的研究涉及“垮派”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化、文学、音乐艺术乃至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影响。他将坚定不移地传播和捍卫“垮掉派”的理念：自由地表达思想，自由地生活。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简单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时期了，一旦克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的精神在年轻人的生活中生了根，就很难再把它们铲除掉——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文楚安的译作就象那黄色的狂欢节焰火筒燃烧，燃烧，穿过广袤的大地，迅即爆炸，就在这当儿，你可以看见，一簇蓝色烟火照亮了晨蔼中的天际。

注1：语出《这就是“垮掉的一代”》（美）约翰·霍尔姆斯/文楚安译。
注2:《达摩流浪者》杰克·克鲁亚克著/ 梁永安译，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注3：有情，佛家语，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