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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第一天，接到左小祖咒的电话——“你去伍德斯托克吗？”
那是北京西山脚下的伍德斯托克——迷笛音乐节。左小祖咒和我驶向西山——晚霞汹涌，酒神长歌：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共产，爱情的，爱情的拉链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资产，爱情的，爱情的唾液
你去伍德斯托克吗？尹丽川说，她要开一个酒吧名字叫69。69，据说是最美的姿势，而且是伍德斯托克。再不然还可以唱著名的《加州旅店》：“自从1969年以来，这儿就不再卖酒了。”69还曾是一支北京朋克乐队的名字，似乎他们有一首歌的名字叫《革命》，世界杯时我在东京的Tower唱片店听了一支不怎么样的日本当红hardcore-Ska
Punk乐队，唱片名字也叫《革命》，革命！那么多的革命（而革命只是一个酒吧），那么多的格瓦拉（而格瓦拉只是一件T恤）。就在广州南方日报后门，我看见一位身穿格瓦拉的民工买了一张璩美凤。
你的脸上涂满爱情的唾液，你的下半身爱情的拉链掉了，你要伟哥吗？你去伍德斯托克吗？你没有立场，但有情调，你没有勇气，但有策略，你没有爱情，但有唾液和拉链。后现代，后革命，后共产，后资产，后伍德斯托克，后宫三千呐后庭花——隔江犹唱，隔岸观火——看失火的60年代失火的伍德斯托克，像枯瘦的池鱼一跃而起，敲击天堂的大门。
1989年，迪克斯坦在其《伊甸园之门》重版后记中说到他刚进大学的女儿胸前仍然别着一个徽章，上面刻着一行字：绝望地紧抱乌托邦理想。此刻不是1969，也不是1989，此刻是2002，迪克斯坦的女儿的女儿也该长大了，那个徽章在哪儿，那个徽章会在E时代失传吗？像紧抱火烫的冰冷的野蛮的温顺的情人一样，我们绝望地紧抱一台联想电脑。
鸡犬升天，鸡毛大雪般落下。
不是滚石，是滚蛋。从《红旗下的蛋》到《滚动的蛋》，崔健新近对现代汉语的贡献似乎大于他对现代音乐的贡献。玉龙雪山没有雪花，但有鸡毛。丽江音乐节，尽管它如此虔诚地拷贝伍德斯托克作为宣传片头，尽管它的确带来许多火烫的幸福时刻，但毕竟摆脱不了某种轻飘飘的荒诞感。中国摇滚乐的教父竟成了“真唱运动教”的教主，生于60年���的人总是天生的运动家，但当伍德斯托克运动和真唱运动泥沙俱下，当吴大维又蹦又跳地搂着崔健出现在丽江音乐节的时候，脑浊和春秋，舌头和瘦人，子曰和二手玫瑰，痛苦的信仰和CMCB，王磊和恣慰的差别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不是说参差多态才是幸福吗？好吧，请用笑容掩饰尴尬，好？？，请亲吻我的左脸，再扇我的右脸，请剁下我的左手，再让右手把血淋淋的左手像火把一样举起来！
但是！但是左手和右手还是握在一起，卿卿我我，相安无事，鼓掌或作揖。子曰唱曰：“搅和搅和掺乎掺乎，搅和搅和掺乎掺乎。”从对抗到合作，所以有了官办兼商办的摇滚节。崔健可以和孙楠同台，春秋当然有资格和脑浊较劲，这鱼龙混杂暗含了更多的时代密码和细节。
丽江音乐节几乎成了崔健音乐节，除了因为乐队均由老崔亲选，还因为无一例外的，在任何一个有崔健压轴的音乐会，都是从头到尾呼天抢地地高喊“崔健崔健”。老崔下榻的酒店门口高悬一块红布：“热烈欢迎崔健先生下榻我酒店。”蓬荜生辉呐！我在热气腾腾的烧烤摊插起一支烧焦的鸟儿指着那块红布告诉滚友们：那是崔王府，木王府要收35块，崔王府免费。如果到了2012年，第10届丽江雪山音乐节还是这样从头到尾喊“崔健崔健”并且还是以《一无所有》压轴，我建议中国彻底取缔摇滚乐。只有中国人才将摇滚乐当作九十九岁的戴着老花眼镜的花房姑娘，只有中国摇滚才有一颗永恒轮回的驿动的心永远哼哼唧唧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除了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所以活该一无所有。当舌头唱出这个时代伟大的安魂曲《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还是有人像老鼠一样吱吱尖叫教父的大名。事不关教父，事关奴性！这就是你，喜欢臣服于一个天子，喜欢“同一首歌”，喜欢用发霉的老照片挡住阳光。回到唐朝回到三国回到春秋，在脑浊唱完他们的朋克进行曲后。
春秋乐队，哈哈，他们又把李后主——“后主”是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简称？——抬出来啦，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就像第五代不拍秦始皇誓不罢休，看来我不组一支叫“侏罗纪”的乐队死不瞑目。Kaiser，也就是凯撒，春秋的吉他手也即唐朝前吉他手，在李后主屁股后面拼命拷贝King
Crimson，血腥的国王呐，说时迟那时快混浊的脑袋入怀，一支无聊军队已攻占了中国摇滚的封建朝代。
如果说子曰在喉管上挖开一个世道人心的凶险陷阱，那么二手玫瑰只挖了一个小坑就一泡尿把玫瑰给埋了，如果说子曰还在追问“光的深处，可有风吗？”、“今晚的夜空，可有星星吗？”如果说他们还揪着毒刺触及颤抖的花瓣，那么二手玫瑰只剩大鱼大肉后一脸不屑的油腻。子曰让人颤栗，而二手玫瑰在调笑。
不是CBGB，是CMCB。躲在一辆越野吉普车后面，我在CMCB震耳欲聋的Hip
Hop声浪中艰难地回答美国国际公众广播电台可敬的女记者关于“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的提问，我只能用Bob
Dylan的歌名来回答：“The
Time they are
changing.”脑浊的施旭东身穿一件CBGB的T恤，也许很快CMCB的T恤就会四处可见，如果说痛苦的信仰的说唱是向权力和体制说不，CMCB只对自己说YES，如果说“妈妈”在吴吞笔下是祖国、人民和大地，CMCB歌中的妈妈就只是一个不理解他玩摇滚的（口罗）里（口罗）嗦的中年妇女。是的Hip
Hop可以是最革命的，也可以是最休闲的。如果说CBGB，那个美国阴暗的酒吧像一个青春的刑场，CMCB这样的Hip
Hop少年却是在断头台上荡秋千。
王磊在唱“十个兄弟抓住一个家伙”，他说的是自慰？？“自慰”也是一支乐队的名字，但它不幸改叫“恣慰”，它和王磊的“泵”乐队差不多同时转向暴躁的工业摇滚。但在王磊身上，我只看到一身闪亮的油汗，而在恣慰脸上，在赤裸的肉体和工业的噪浪之间，却隔了一层玛丽莲·曼森式的涂彩。如果说王磊始终是肉体先行，那么恣慰已多了一份取巧——新一代滚友，更多的是从打口带而不是从千疮百孔的生活提取血浆。那么，瘦人是肉体先行吗？啊，他们上窜下跳带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减肥运动，与之相比，吴吞、朱小龙、郭大刚、李红军、吴俊德和李旦的肃立却让人飞翔，和一片叶子，和大地一起飞翔。当天夜半，李旦裸陈在床上，在凶猛的鼾声澎湃的朝霞来临之前教会我那段歌词：
昨夜如梦
似流星滑过
大声地嘈杂，就这样吧
就像一个人吸到的第一口空气
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
流亡之处已灯红酒绿
就像一个人看到的最后一丝亮光
妈妈，一起飞吧
妈妈，一起摇滚吧
妈妈，有些东西永远也无法改变
这样说会得到你的原谅吗？
反正这里到处都是你的脚印
一代人去那儿相互问好。1969年8月17日的的伍德斯托克有30万人。用一个我忘了其名的批评家的话说：“只要有一万个人坚持站出来，我们就将夺回自己的国家。”不管是30万烂泥还是1万精英，用诺曼·梅勒的话来说，都是“夜晚的军队”。他们向五角大楼进军，我们向五角星进军。诱导社歌颂过那“向上飞的五角星”。
但这儿没有一代人，我不相信在60年代之后，还有什么“一代人”，再也不存在海浪般汹涌的一代人，只有鸡毛般的一小撮人。但是！请允许鸡毛、成千上万的鸡毛一起飞，一起摇滚吧。
如果说伍德斯托克是一场大梦，如今的我们只是在清醒状态下刻意的追忆。如果说60年代是一场盛宴，如今的我们只是过屠门而大嚼。那些被组委会请来作丽江三日游的娱记会用纳西古乐教师爷来抨击摇滚节是玷污雪山的怪胎。
那么，到哪儿找处女呢？难道丽江古城是一个失节事大的寡妇吗？她早就红杏出墙了，丽江古城早已成了一个巨大的酒吧。怎么就不许老崔领着大伙儿在雪地上撒点野呢？搞吧，能搞就搞吧，把时代的肚子搞大！
如果你还把伍德斯托克作为“纯洁”的标准，还是把这纯洁当纯洁的手纸一样扔了吧。
亨利·米勒说：“歌德是结束，惠特曼才是开端。”惠特曼歌唱带电的肉体，歌德他老人家却要给人家穿上衣服。不要用文化或者反文化的标准去抹杀现实的尴尬，无所不在的丰富的冲突，不要用伍德斯托克抹杀丽江音乐节，不要用纯之又纯的所谓纯洁抹去那条带血的脐带，不要用龙种捏死跳蚤，不要用猩猩扼杀臭虫，把所有的血混在一起，把所有的苦难、幸福、荒诞，无聊混在一起，把所有的SB和NB混在一起，把所有的鸡蛋、鸡毛、鸡巴和鸡油混在一起，这就是你！
我要说的是鸡油，兄弟。像雪崩一样翻涌过来淹没你的——鸡油！这是颜峻写舌头在1998年广州壹玖酒吧那次演出的著名文章中最辉煌的一个词儿—��他写“机油”，我改成“鸡油”。而那个和颜峻搂成一团，忘形地高呼“鸡油”的恐怕只有80斤重的小子（据说是从番禺来的），是我见过的最NB的摇滚铁托——尽管他肯定“不懂”所谓摇滚，我以后也再没见过这个惊鸿一瞥的“鸡油”——众所周知，广东人把“自由”喊作“鸡油”。
“鸡油”那天晚上贴着最大的音箱疯跳了五个半小时，音响师说不忍把音量推上去，怕那小子聋掉。和“鸡油”一样，我被舌头弄得热血沸腾，颜峻已摔坏了腰，而我还一首接一首地要求舌头加演，——直至朱小龙脸上涌起幸福得痛苦不堪的神情，而吴吞倒在舞台上压抑地嘶吼，瘦小的“鸡油”滚上台，从门口庆祝酒吧开业的花篮偷来的鲜花洒满舞台，抱住吴吞滚在一起——混沌的荒原，带电的肉体，那只是一团肉体在喘息，在嘶吟，那只是真实的肉体，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摇滚知识，甚至这辈子他可能再也没有那一刻灿烂，可能这是一个被生活社会压扁的卑弱者，他一遍一遍地高呼“鸡油！鸡油！”满脸湿透、闪亮，不知是泪是汗还是“鸡油”。在《勇敢的心》中，梅尔·吉布森在被砍头的最后一刹那，也山崩地裂地高呼——“Freedom！”但我说的不是洋兮兮的Freedom，不是文绉绉的自由，是香喷喷的鸡油啊！自由，只是文人嘴里的天鹅肉，而鸡油遍地滚淌。从前广州有个叫捞仔的吉他高人，据王磊说比老五（唐朝乐队吉他手）牛逼，后来不摇滚了，就开了个养鸡场，不料一场禽流感可怜的鸡们又死翘翘了。突然想到这个有趣的故事我是想说：摇滚事业和开养鸡场一样，目的就是榨取波涛汹涌的鸡油，何勇唱《垃圾场》，而我要写的是《养鸡场》。
从养鸡场一路狂奔我又撞响了监狱的大门。1998年圣诞，舌头又来了，还有盘古和No。在连续三场筋疲力尽的演出后，第四天，我们又去一个大学作慰问演出，酬劳是一顿今摇滚美食家祖咒难以下咽的饭。一个学生事先毫不知会便大摇大摆地在学校贴了演出预告。我们只好去了，结果那成了又一场我们永难忘记的经典演出。
只来了不到两百个学生，他们像小鸟一样蹦蹦跳跳来到空荡荡的礼堂，一脸懵懂地看平生第一次摇滚。嘴巴大张，吃惊地盯着克里斯汀巨大的威士忌酒瓶作的提琴。他们，我们祖国的花朵们，未来的技师、兽医、官僚、模范们，未来的丈夫、妻子、老爹、老娘们，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任凭台上天翻地覆，我自岿然不动。“如果我在台上脱光，他们会叫一声吗？”我怀疑地盯着台下这群空前绝后的沉默的摇滚观众，我怀疑蚊子停到脸上他也不会去拍一下。但最后，最后当祖咒唱《阿丝玛》的最后，我看见，一个清纯的女孩，她！忍不住张大嘴巴，跟着尖叫起来！是的，我们一晚上的努力，似乎就是要让这个女孩叫起来。最后我们在台上乱跳乱砸一气，高高的铁梯架倒了下来，终于激起全场一声整齐的“哦！“演出结束，一位学生握握我的手，又握握祖咒的手依依不舍地说：“以后多来看看我们啊。”我对祖咒说：“我们是来探监的。”
令我刻骨铭心的，不是好莱坞般制作精良的丽江音乐节，而是每一次乱七八糟的、哭笑不得的演出，是“鸡油”和探监。还有1999年的唐山“新音乐的春天”，那个剧场不允许观众站起来！当一个女孩（后来在《左小祖咒在地安门》中唱《美术鸡》的李柏含）越过重重封锁被吴吞接着飞上舞台（我从未见过如此优美的体操动作）时，电闸��断，帷幕落下，剧场工作人员一个个站到舞台上，他们左右为难满脸傻笑，宣布演出到此结束。我承认我扔了一个矿泉水瓶砸中了一个工作人员。第二天，在盘古和王磊大闹舞台后，警察叔叔来了。同志，我不是朋克英雄，我不想从中国摇滚赚取虚幻的传奇，我只是永远忘不了，那个瘦小卑琐的工作人员在？？？两天里，如何守在后台，千百次地指着一条线警告我们：不能越过那条线，仿佛那是一条冒火的电线。
最后我真正想说的是：鸡油是艰难的，比哈耶克艰难，而说到监狱，为什么非得像个人文知识分子装模作样地扯到福柯呢？正因为我们身旁并没有真正的音乐生活，摇滚生活，我们才会万里迢迢地跑到丽江雪山下去树一个神话，一个虚幻的伍德斯托克，我们背负的，究竟是黑色的方尖牌还是红色的贞洁坊？
比丽江音乐节更值得怀念的，是京城五道口那个已经消逝在铁路旁的“开心乐园”，或许你要说那就是中国摇滚的伊甸园，但我必经补充说，伊甸园隔壁是妓院。在那条妓女出没的铁路旁的昏暗小路，在“开心乐园”门口，我一次次地凝望对面的那块写着“学院路高尚住宅区”的广告牌以及它上方明灭不定的星空，一列列火车疾驰而逝，抛下成山的垃圾。“开心乐园”，废弃的伊甸园，不！那只是一个孩子在大地上遗下的一个孤零零的糖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