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能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吃到的都在打折，这是一片不景气的景致。它们证明了那头大象公布的一组欣欣向荣的数据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

夏天，从首都传来了一个沉重的消息，一名女贝司手被病魔缠住了。几十支乐队用他们在数载寒暑中修炼的音乐表白了自己对生命的同情与爱护。不知有多少人在想，这是一场意外吧？

那天晚上从一长排摆夜市的摊子前走过，没有夜生活的欢声笑语，有的只是憧憬被舔嗜得一干二净后难言的沉默。一股悲凉从心底慢慢到地升腾起来。在他们身后，一条小溪环绕着七座山岩，这是那条著名的漓江的一根神经，在其中一座的半山腰，国民革命军城防抗日阵亡的八百壮士墓就长卧在那里。然而此时他们毫无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和辨别历史真迹的兴致。他们只关心今晚必须要挣到多少钱、守到几点钟才能理直气壮地走进家门、靠近家人。买了十盘蚊香，明天带回那个终年飞舞着蚊子的城市。老板拿着我给他的一张50元钞票，用了两种专业验钞灯光、然后问了旁边一个摊主来验证我这张钞票的真假。最后，他放心地向着马路对面的小店走去，换钱。他在找我36块钱时，把那几块零钱一块块数给我。

这是我那天所看到惟一不打折的一幕。他们耳闻目睹着散步者购物的兴致和停留的时间在一次次打折。但是，家人对他们的期待是不能打折的，他们对家人的承诺是不能打折的；他们对街道的使用是不能打折的，街道对他们的欢迎是不能打折的。所有被凶残势力推至崩溃边缘的一群群不幸的人，他们的每一步、每一道眼神、每一次呼吸都是不会打折的。他们只能在内心一次次给自己打气。

他们是这个黑夜里最坚定的一排卫士。他们在沉默中流露出的责任感一下子就把我的优越感击得粉碎。我想到了和我一起听音乐的青年。我们在一种名叫摇滚乐的幸福里徜徉着，并把它作为了我们年轻时的一项事业选择。可年轻时的抉择并不都能坚持到年老，其实能把年轻坚持得久一点已经非常了不起了。80年代苏格兰乐队说，“音乐的力量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双翅膀。”

但是，如果我们不磨练它，它很快就会折断。

如果一个人发现艺术已拯救不了他自己，那么他就该用歌唱去拯救自己。

我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我才能理解爵士乐的���句话，“与其坐着挣扎，不如站起反抗”一天夜里，原柳州四路车乐队主唱张葆新给我打电话，他说终于进了汽车厂，但原来说好的每月两千月薪现在变成了五百。他负责装车工作，装一部大车只有7毛钱。我没法亲眼看到张葆新装车，所以就不知道他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挣到7毛钱。他？？？过两天还要去朋友开的卡拉OK厅去录两首歌，他什么也没准备。他只想把他现在的声音录下来，为未来作个纪念。张葆新说他现在最想去山区教音乐，和纯朴的孩子在一起。他还在献血，以后还准备捐骨髓，死后把器官也捐了。“如果他们想要就拿去吧”看来张葆新已把自己的未来全设计好了。把最难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剩下的一切都已很简单了。

一名青年决定在济南的一处郊区卖打口，我很吃惊在这个年代还有人敢做这样的事，因为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济南市区卖打口，但是打口远不如原创好卖。相比济南市区生活的青年，我更羡慕济南郊区生活的青年，他们很可能从此会看到另一片天空。“做一切事都很难，而且很烦。但是你不能怕烦，你越怕烦就越难。”这是今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这就是你，中国摇滚青年的生活。

清晨，公共汽车站广告牌上的手机女郎在默默注视着她面前那两名洗车的青年妇女，我能感觉到她嘴角荡漾着一丝深入浅出的笑意。

有的人在梦里都握紧了拳头，有的仇？？是一定要报的。

现在，只剩下三个问题横在了我面前。

我与音乐的关系合法吗？

我与自由的关系合法吗？

我与人的关系合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