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首先我想问你这么一个问题，你从最初在广州外语学院求学，到读《音像世界》结识《音乐天堂》，到做中国最早的那批乐评人，直到现在做奥美公关的娱乐行销主管，请问你的心路历程跟音乐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吗？

游：音乐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也是最忠实的情人，它陪伴我一起成长，见证我这几年的沉浮。我听音乐是很感性的，但写文章时却想表现一种革命的激情，可能是70年代下的蛋的共性吧！不知你有没有看过我帮《音像世界》写的两篇音乐杂文，一篇是92年的《出走-拔剑两茫然的不归路》，讲的是终极理想和对建制的怀疑，一篇是95年的《豁达革命计划》，讲的是由香港独立音乐革命引申出的激情，这种红色的“革命激情”一直贯穿我听音乐的历程，包括工作和生活的历程。即使在奥美为一个客户策划提案时，我的很多创意和��感都来自音乐，每当我离音乐越近，人就活得越真实，创意就越多，反之，就越虚伪，越贫乏。

彭：在你刚离开学校时，你曾参与了《音乐天堂》几期的编辑工作，那是我很喜欢的几期，也是《音乐天堂》最后的辉煌期，你当时编杂志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你的想法又是怎么样的？

游：《音乐天堂》是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客串的角色，我只是个兼职的特约策划和编辑。可能正因为这种玩票角色，反而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尝试很多新鲜的东西。说起来参与《音乐天堂》的工作纯粹是一个偶然，1994年的暑假，我在四川老家闲着没事给《音乐天堂》编辑部打电话，想找份兼职换零花钱，没想到和正在下围棋的陈寰中（当时的执行主编）聊上了，从此就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我觉得做《音乐天堂》编辑很强调理念性的东西，重视选题的策划，资讯变得相对次要，这2年多的时间让我有了对音乐更多深层的思考。

彭：我感觉你力图把你参于的音乐杂志做得很丰富，可能会丢掉一些读者，但也会赢得更多的认同，如果你来编一个音乐杂志，你会有何展现？

游：我一直是鼓吹大众传播的，即使独立和地下的东西，我认为也应当通过大众传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听到了解到。这一点在当时有很多铁杆的地下乐评人或音乐编辑不理解，甚至也有讨厌我的（笑），但很多今天都成了我的朋友。如果现在我来编一本音乐杂志，我会非常强调品牌和造势，可能因为我做广告和公关的关系，因为音乐杂志本质是通过制造影响力去诱导大众什么是最酷的音乐潮流，什么才是流行和时尚，即使独立音乐，也有独立的时尚。我希望这本杂志是360度渗透人们生活的，在地铁站，7-11，巴士候车亭，你都可以接触到它的LOGO，它的形象，因此，它是立体的杂志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平面的杂志，它应该和电视、网络、电台甚至现场活动尽可能的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又是Live的。

彭：那几期里有一次你在做1997年的华语音乐的年度总结，感觉那似乎也是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的一个雏形，或者说前身，呵呵。你当时力图表现的很全面，大陆、港台都有一个好的平衡，从那以后你是不是就在想以后怎么能更好的去总结每一年华语音乐的状况及成绩？

游：我的确有写总结的习惯，可能是没有人愿意写（笑），所以就都找我写。不过我很享受写总结的感觉，因为这给你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把握感和全局观，注意细节但不过分拘泥于细节，体贴入微但更能高屋建瓴，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是对自己而言，对大众而言，是希望大家拨开潮流的迷雾，看到更多真相、真实和真观点，对于音乐从业者而言，则是想探讨一些音乐发展的走势，这似乎比局限于一张唱片的点评更让我激动！

我也没想到写来写去就成了所谓的总结专家，这本来是一种个人爱好，最后就慢慢变成了一项工作，一种责任，逼着我永远不能怀旧，只能与时俱进，不断跟随潮流又超越潮流，审视潮流。

平衡这种东西的确是我骨子里的一种东西，其实说穿了是个人的审美观——平衡就是美！也是理想与现实妥协的一个结果。其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万事万物都是平衡的，或者说最终都是平衡的。一个新东西在诞生的阶段可能要打破平衡，但当它成���时又要回归平衡，摇滚乐在愤怒的年代就要打破保守主义的平衡，但在和平年代它又会回归到建设性，找到另一种平衡。我也有我的极端和偏执，今天我听盘古内心可能是不平衡的，因为抗争的激动，但明天再听回许巍的温暖，可能又找到一种平衡。

彭：当年你在广州外语学院读书时，你感觉那时的音乐氛围跟现在有何不同？

游：那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西方的摇滚和Alternative主宰了我们那代人的思想，我们听音乐更像一场革命，而现在音乐只是最基本的娱乐，和卡拉OK、蹦D、购物一个地位。我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但我知道我和一个新新人类可能在萧亚轩和戴佩妮身上找到共鸣，但在追荧光手机绳的款式和去夜店蒲的方式上又没法找到共鸣！但令我失望的是现在的传媒对音乐很不专业，只重明星不重音乐，只重台前不重幕后，只听旋律不想歌词，只爱炒作不愿批评……这都是与当年那种人文化、理想化的音乐氛围是很背道而驰的。可能当那些新新人类长大变老之后，他们会抱怨当时的传媒没有给他们指引，但是，这是否太晚了呢？

彭：你感觉你现在的音乐理想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游：以前更注重革命性，激情主义，喜欢颠覆现有秩序，梦想的是一个乌托邦。现在更注重建设性，希望一切有个性但更有理性、规范性，想的是如何通过商业操作去实现音乐理想，形成一个良性的产业链。

彭：你了解当今的大学生吗？或者说你感觉他们在当今的文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游：很惭愧 我真的不太了解他们，其实我一直试图了解，凭我表面的观，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注重及时行乐 没有那么理想主义，从小就很懂得商业运作。而且学的读的玩的懂的都比我们那时多得多，他们是资讯的玩家 ，是新文化的消费者但不是制造者。

彭：你一开始对港台高品质的音乐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接着你有兴趣去了解，包括那些不凡的个性化声音，你觉得他们跟大陆的音乐人相比，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游：港台的个性音乐比大陆的更自然一些，也更生活化一些，大陆音乐人因为成长环境总有很多莫名的愤怒和浮躁，也常常眼高手低。比如新加坡的蔡健雅，马来西亚的戴佩妮，台湾的陈绮贞，这些所谓个性女声，她们虽然被流行工业所制造，但她们的音质一出来就让你觉得很人性化，离生命很近。当然，我觉得大陆音乐人有他们的优势，就是文化观念和文化积淀，这个东西爆发出来是比港台更厉害的！

彭：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中国摇滚的市场一直在萎缩，原来有很多的文化青年也很喜欢，曾经是一度也是他们精神力量的源头，他们现在社会上拼命实现自已的文化理想，或者说那些抓紧赚钱的人，已不愿提了，我知道你一直还在关注它，请问你对它的认知又是怎么样的？

答：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国摇滚已死，其实中国人本来就不具备摇滚精神，或者是现代中国根本也不具备摇滚生存的土壤。摇滚乐在西方六、七十年代兴起是有其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的，这根本没可能在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克隆。八、九十年代我们听西方摇滚其实是一种启蒙，但启蒙之后我们必须成长， 回归东方的根源去找音乐的根源 ，摇滚乐只是拿来主义。而且从中国目前走市场经济/提倡娱乐经济的社会走向来看，摇滚乐的生存基础更是不复存在，我的意思是摇滚乐作为一种音乐形式或者说理念仍然会长期与流行乐、爵士乐、电子乐甚至千奇百怪的另类音乐并存。或者并入它们融入它们，但那传统意义的摇滚乐在中国只是一场春梦而已，唐朝垮掉了，张楚，窦唯实际上在精神上也死掉了， 留下的只是记忆和经典，但不会有现在，更没有将？？！

彭：你原来也曾两度采访过中国摇滚的代表之一唐朝乐队，从他们身上我们不难感觉到中国摇滚似乎有一个固疾，尤其是在创作和表现手法上，这些年来，到目前的地下音乐的停滞不前，你觉得它们有什么不同和变化吗？

游：中国摇滚乐或者说地下音乐最大的问题在于从不考虑受众，自以为是，文以载道，文过饰非。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摇滚大腕或者地下精英纷纷销声匿迹或者自生自灭，这是有原因的，不能怪人民愚昧，而该想想自己的原因：你做音乐的目的是什么？是教训民众还是服务民众，是高高在上还是深入生活，是分享快乐还是分裂毁灭？了解一下我们的时代吧，去和那些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去多看看美丽的风景吧，而不要只是放大社会的阴暗面，“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一个专业的音乐工作者来说——没什么比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没有什么比你的受众更重要的，想想生活有些什么，受众需要什么，然后再去歌唱吧！

彭：你现在侧重关注是什么类型的音乐？或者什么类型的音乐会让你特别的留意，并很高兴的去聆听？

游：其实我侧重的有两类音乐，一种是主流音乐中的个性派，一种是有商业前景的独立音乐。前者包括台湾、新马的清新女唱作人，如刚才提到的戴佩妮、陈绮贞、蔡健雅以及杨乃文，或者是许茹芸这样有惊喜突破的流行歌手，或者陈奕迅、陶吉吉这种在流行和实验间走钢丝走得很好的实力派；后者包括我一直很推崇的，上届最佳摇滚艺人得主左小祖咒，这届独立大奖的入围者陈冠倩、何欣穗、陈明章、人山人海、王磊等。我个人在推广这两类音乐是最不遗余力的。

彭：目前像第三届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评委会成员结构很杂，既有埋头地下的摇滚乐评人，也有商业成绩良好的音乐人，也有主流领域的商业能手。你是怎么协调的呢？你觉得大家对音乐的认识和具体又何不同？

游：求同存异是我沟通的策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你说的这几种人的差异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举个例来说吧，颜峻是很摇滚和独立的吧，他也能听萧亚轩和郑秀文甚至杨千华、孙楠，并理性地一一指出他们的优点和不足，周兵这样在主流电台工作的D.J也会有自己独立的选择，也会痛恨F4。所以在个性中寻求共性应该是我工作的重点，这点做起来其实蛮有满足感的！与个性的差距相比，我感觉最强烈的是由于地域文化造成的音乐口味的差异性，香港、台湾的评委对北京摇滚的陌生，北方评委对粤语歌曲的距离感都是在协调时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点上，我们的策略是全面熏陶，即要求每一位都要听齐所有区域、语种的作品，这样才可能打破他的成见，培养一种大区域的音乐共识。

彭：我们知道广州的报业竞争是中国最激烈的，在这样一个特殊、快节奏的商业氛围下，《南方都市报》的人文性是最重的，从主办“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到“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再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从各个文化栏目的相继开办，他们也迎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读者，在你跟他们这几年的密切协作中，你是怎样理解《南方都市报》的文化品味或者说文化战略意识？

游：南方都市报的雄心或者说野心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同时他们对这个奖，乃至整个华语传媒大奖系列的推动是令我感动和惊讶的？？这个本来该由一个行业协会或者文化传播集团来承担的义务落到一家报纸身上，的确是沉甸甸的。我理解南方都市报是希望借华语文化这样一个最具沟通性的平台去开拓一个新文化视野，新产业疆界，这已超越了传媒的范畴，上升到了文化产业运作和全民文化教育的高度。能在这样的文化战略中扮演一个旗手，我深感荣幸！

彭：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最重要的原则是专业、创新、公平，然后再体现出一个包容和深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前瞻性的进步性，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层面上也需要这样的精神。进而又谈到音乐和音乐文化，你觉得它在中国人的生活（只能说文化生活了）里，它们又有什么的作用吗？

游：它是一种文化启蒙和文化熏陶的作用 ，因为音乐相比电影、文学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更具有普及性 互动性、和娱乐性。音乐是一个媒介，它不是上纲上线，也不须承担太多的道义和理念，它直观、快乐、轻松 是最好的心灵教育课程！为此，我建议有一天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能开设一个课堂，就是做音乐教育和音乐启蒙，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彭：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最终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什么？

游：我们是一个专业的音乐推广平台，希望把最好的音乐带给最多的人，进而成为整个华人社会沟通的文化桥梁，这是我们的使命。

彭：最后我想问的是，在目前泥沙俱下的流行乐时代，你对华语流行乐有何展望？
游：我的展望是：更多变革，更自由的创作环境，更多音乐可能，更经典的出品，更丰厚的商业利润，更国际化的水准！